到上世纪20年代，各大城市的交通工具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上海为例，1889年的6月14日、15日、16日，公共租界工部局工务处主任梅恩曾在外白渡桥对上午8时到下午8时过桥的车辆人马数做过统计，平均每天有行人11770名、人力车6984辆、马车544辆、轿子9抬、骑马者11人；而1926年5月17日、18日，工部局在同一地点对上午7时到下午7时各种车辆的数量又进行统计，新葡萄娱乐官网得出的每日平均数据中，除了行人（50823名）、人力车（14600辆）之外，马车、轿子、骑马者皆已不见于街头，取而代之的是自行车（3459辆）、摩托车（194辆）、汽车（3764辆）、公共汽车（172辆）、有轨电车（922辆）。

　　37年间，上海马路情景的这种颠覆性变化，也在中国其他城市不同程度地发生。伴随这一普及趋势，骑车人的社会阶层也在向下流动，从上层群体向下位移到城市中下层群体。自行车当然还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但不再为少数人群所拥有，代表西方的意味越来越淡，反而是中国的韵味越来越浓。

　　最早在1911年，新葡萄娱乐官网上海的邮政部门从英国购入100辆自行车，开始用自行车投递邮件。这是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第一次投入公用，从此自行车有了私用和公用之分。之后，其他城市效仿上海，公用自行车数量不断攀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中国城市的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公司、公用局、警察局等机关为执行公务、提高办事效率，都给职员配备了自行车。

　　而私用方面，主要是普通市民从市场购进，作为代步和运输工具使用。这里包括各个洋行的职员、各大学堂的教师学生、各家报社的记者，等等。但无论公用、私用，他们都被归类为自行车阶层，与汽车阶层和人力车阶层有明显区分。

　　著名记者、作家萧乾在写于1934年秋天的散文《脚踏车哲学》中，新葡萄娱乐官网以独特敏感的笔触刻画出了当时北京城市道路上骑行者的种种样态。比如，税局科员的“鹰牌”自行车往往亮得像银条，但因为太过于注重表面，结果只配在马路上摆摆架子；速度最快的是电报局科员，“只要登上车，他便飞下去了”，巡警的木棍会被他撞掉，“七十岁老太婆的命多半悬在他的轮下，监牢也是他可能的栖所”；老实本分的骑车人多半会骑在路边，“手指总勾在后闸的机关处，准备可以随时停下。每辆汽车的影子全能使他脸上泛出畏惧的表情，可是在无人知晓的时候，也会吐上几句对汽车的怨语”；有些骑车的感觉骑在汽车之前永远要受到“压迫”，于是尾随在汽车之后，“任它去冲路”，但“这种人向为侪辈所不耻”；还有一些骑车者，“在汽车离得远的时候，就骑在马路中心，做几个反抗汽车的姿势。只要在场弹压的警察向他一挥棒，就即刻躲在最安全的地带去了。这种人只能获到一个丑角应有的喝彩，永远不能为同伴所信赖，或为敌人所畏惧”。